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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原创

    晚安!坎坷路途,

   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,1865年。前面已经说了,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,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,吃尽了哑巴亏,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。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,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,成了鸡肋。东西是好东西,也挺值钱,就是没人买。就算有人想买,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。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,空使蒙尘。
    最后长辛店一战,奉系大败。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,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。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,而是被骂败的。
   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,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。建设完毕后,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,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、大臣来现场观看。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“尔发彼得,倏忽而至”的通讯方式,不禁纷纷赞叹不已。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,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,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。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,此折很快被奏准。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,谋定而后动,干净漂亮地赢得了“电报开设”这一战役的胜利。
    张其锽其人是个湖南名士,本是谭延闿的军务委员,写得一首好词,外号“张半仙”。南军在湖南败退之后,谭与吴佩孚暗通款曲,就派了张其锽作代表过江见吴。张其锽见到吴佩孚,大感此人前途无量,于是面授机宜,这才有了吴佩孚通电中的妙手迭出。
    但中文不同,中文用的是方块字,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,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。指望把只有点、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,这是不可能的,就算编成了,也异常冗重。
   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,事情就好办了。军事实力中国不行,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,还怕玩不转洋人么?慈禧这么想着,又变得信心十足,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。
   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,此人事迹容后详叙。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,废话连篇,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:“张振武是坏人,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。”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,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,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。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,而且全是加过密的,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,其效率可想而知。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,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,手法格外生疏。这一译,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,才算是译完。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。
   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,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,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,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。但邵友濂得到风声,已经躲了出去。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,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,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,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?
   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,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,只欠一根引线。云南一宣布独立,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,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。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,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。
    拼命恶补基础知识,忍受妻子去世的巨大打击,由于无暇作画导致收入锐减、贫病交加……在8年的艰苦试验后,莫尔斯终于跳出了旧发明的窠臼,研制出了第一部可以真正实用的电报机。
   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,当过举人,还去日本留过学。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,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,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,这才一跃成名。
    15日当天晚上,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,席间隐而未发。等到宴会散后,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,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,把张五花大绑,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。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,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,可惜为时已晚。几分钟后,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。
    不是物以稀为贵,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,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。
    说起电报的发明和实施,排在首位的,当仁不让的肯定是电报机发明者美国人塞缪尔·莫尔斯,这个人的名字,相信大家都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。但是恐怕不是每个人都清楚,莫尔斯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电报机的人,而是第一部实用电报机的发明者。
    骂他的人,就是自称“铁肩辣手”的民国报界名人邵飘萍。
   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: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,趟这摊混水,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。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、师老兵疲之际,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,前人种树,后人摘果,岂不快哉!

    光绪五年(1879年),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,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。盛宣怀认为,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、电报为先。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,可以稍缓,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“急起图功”。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,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。
    而陈宦这封通电,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什么叫“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”?这一句画蛇添足,等于告诉别人,我跟袁世凯不是道理上的争执,是私人恩怨,所以要反他这个人,而不是反他的政策。骆成骧的计策是“反其事,不反其人”,陈宦这一句话,立刻变成了“反其人,不反其事”。结果骆成骧和邓文瑗苦心为他营造出的大义形象立刻崩溃。
    相比之下,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,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,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,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。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。
    注3:杨禹昌、张先培、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,合葬于南京西郊,墓碑至今尚在。
   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,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,尽管很方便不错,可也仅此而已。换句话说,电报只是一件“玩意儿”,上不得台面。
   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,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,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,顺便探探口风。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“商者逐利”是天性,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,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。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,不能一味消极避让。唯有未雨绸缪,早作打算,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。
   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,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,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,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。短短二十年间,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,爬满了欧美各国。这个时候,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,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。电报,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。
    当时许林格是作为外交官来英国公干。英国科学界对他发明的磁针式电报机十分有兴趣,便邀请他作一次演讲。他的演说自然博得满堂喝彩,但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一向看不起落后的俄罗斯,他们只把磁针电报机当成一种新奇的小玩意,怀着傲慢的善意鼓着掌,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。在座的观众里,只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学者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,兴奋地捏紧了自己的礼帽,他的名字叫查尔斯·惠斯通。
   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、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,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,却在台湾,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唯一可惜的是,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,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,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。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,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:在后者的筹划下,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“闽台海缆”直通淡水,全长达433里,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,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。
   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,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,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。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,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、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。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,非常明白“排左先排胡,倒左先倒胡”的道理。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,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。
    这个神来之笔,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起事之初,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,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,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。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,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。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,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,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    所以慈禧一反手,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,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;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,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“百日维新”。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,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。
    除了这些,中国人独具只眼,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。
   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,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。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。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,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,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,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,就能用得上,而且保密效果良好。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,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,“我”字设定编码减少301,“自”字设定编码增加200,等等等等。
   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,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,兼任营务处会办,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。在这个位置上,盛宣怀干得很出色,他的文笔既快且好,传说一日可达万言。人事也处得不错,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、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。一年多后,盛宣怀被保升知府,升道员,赏二品花翎顶戴,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。
   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,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,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:此人擅长操纵舆论,对“通电”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,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。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,吴佩孚数次得意,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,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,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。化舆论为战场,通电为枪炮,与皖系、安福国会、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,收放自如,手法纯熟如烹小鲜,竟收全功。
   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,大学想攻文史,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,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。知子莫如母,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,明白他的理想守望,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,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:“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,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,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,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。”如今新书付梓,儿子一偿夙愿,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。
   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,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。他便对柯尔说:“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?”柯尔点头,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,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,趁机说:“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,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。其实我也是一样,我是中国的基督徒,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,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,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。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,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。”
    凭借着外貌描述,帕丁顿站的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约翰·塔维,他们尾随着他出了车站,并在一家咖啡馆里拘捕了他。这次凶杀案全靠电报的传递迅速才告破,伦敦城引起了轰动,各大报纸纷纷以黑字标题渲染这一次案件的告破:“科学的胜利”、“神奇的远程通讯仪器揪出了凶手”原本就快黯然退场的五针电报靠着这次凶杀案,戏剧性地扭转了局面,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。
   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,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,只说国家要谈判,人民要和平云云。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,是个大好人;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,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;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,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。这一石数鸟、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,尽显吴的手段。

    自从衡阳一役后,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,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,能顶五个师。从此他通电不断,不光打仗的时候发,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,事无巨细,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。山东事件时,他通电谴责;五四运动爆发,他通电声援学生。1923年,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,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。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,强烈反对,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。还有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,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,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,未必属实。

   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,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。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,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。平时还好,中法战争期间,羽书如雪,战报频繁往来,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。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,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“核发现资”,官司扯皮了一年半,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,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,而且从今往后,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、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,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。

    也幸亏如此,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,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、大北公司的交锋中,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,就很难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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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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